另一方面，立足于刑事政策与预防目的之间的关系，是将一般预防还是特殊预防当作优先的目的，是主张一般预防的目的时，究竟强调其消极威慑的面向，还是凸显规范信赖的积极面向，都存在刑事政策施加作用的空间。
虽然法院在甄别出实际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之后，极少对带有瑕疵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评判，但关联性判断并非是审查过程中的主要障碍环节。[xvi]贺东航、孔繁斌：《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势能》，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第7-10页。
[xiv]对此，一个重要背景是2018年国家机构改革所推崇的党政协同模式，党政协同模式下的党政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改革，使得行政机关的传统边界愈发模糊，带有双重属性以及联合发文性质的规范性文件类型也将更加普遍，[xv]毕竟党政联合文件基于政治势能的优势，[xvi]对于政策执行的效果往往高于政府部门单独发出的政策文件，但弊端便是，行政机关有可能通过党政联合发文途径来逃逸附带审查的控制，[xvii]现有附带审查体系下，基层法院明显也缺乏动机与能力对这类性质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Cass R. Sunstein, Chevron as Law, 107 Geo. L.J. 1613 (2019). [lv]刘鹏：《中国监管型政府建设：一个分析框架》，载《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2期，第51-67页。[xxxiv]因此也有学者提议在全国法院系统内部设立规范性文件审查评判信息平台，通过信息共享模式来统一司法裁判，防范各地法院之间的差异化判断现象。长沙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作出的长编委发（2008）9号文件，不属于长沙市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制作的规范性文件，法院不能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对其一并进行合法性审查。参见（2015）厦行初字第26号。
[lxii]章志远：《开放合作型行政审判模式之建构》，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1期，第100页。然而，在新《行政诉讼法》充分赋权的依申请附带审查模式下，法院却会设定明确援引、直接引用等附加要求，倾向于放弃法院自身的主动识别义务，使得关联性判断呈现出愈发苛刻与限缩的趋势，并成为附带审查司法过程中的重要阻碍因素。唯一的方向是，权利禁止这件事情，除了跟道德禁止有关，而且它还保护了一个独立的价值，这个价值就只是选择自由。
[25]以上两个表达来自于Kramer，虽然他在不同文章中的表述略有差异，但并没有关键性的区别。更重要的是，这也呈现了为什么不可放弃的权利是对于选择理论的严峻挑战。[32]然而，这个结论与反对生命权不可放弃的主张者有区别吗？是不是只要否认不可放弃的权利，就等于说同意其他人可以随意侵犯原本被权利所保护的价值或利益？ 解答这些问题，需要重新回到第一节中提出的两个错误的区别：纯粹的道德错误与指向性的道德错误。然而，这种理解有两个并行的方向：第一种可能是，这是对于权利人的限制。
同时，它也具备了实践上的重要性，一旦权利人行使了放弃权利的权力，那么义务人将只剩下道德禁止这个单一的限制条件，此时如果存在另外与之相反的道德理由，那么相反行动将会获得正当性的效果。显然，如果能够因此取消相关义务，那么这就是权力（power）。
所以，你才容易理解武士的尊严教师的尊严等表述。摘要: 在道德直觉上，理论家很容易承认存在不可放弃的权利。[14]Terrence McConnell, The Nature and Basis of Inalienable Rights, 3 Law and Philosophy 25,28(1984). [15]Matthew Kramer, The Ethics of Capital Punish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258-259. [16]此外还在于，由于权利的剥夺被视为一种惩罚，因此它只能以道德错误为条件，而无法以其他内容为条件，包括以放弃权利为内容的意志行动。如上讨论表明，权利现象可以被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权利禁止+道德许可与权利禁止+道德禁止。
然而，如果从这个结果出发，认为承认权利的放弃将会同时引发道德禁止的效果，那么为了避免这个结果，就会得出权利不可放弃的主张。这就是我的思路：如果能够证明，权利的放弃虽然无法解除道德禁止，但是它仍然具备重要的实践价值，那么权利就是可以放弃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理论家曾经提出了两种权利的划分：自由的权利（discretionary rights）与强制的权利（mandatory rights）。[30]同前注[14]，Terrence McConnell文，第53-54页。
其中的原因在于：如果道德错误是剥夺权利的必要条件（necessary condition），而道德错误只可能是特定人的特定行动所拥有的性质，所以剥夺权利就只能与特定人的具体权利有关，而不可能跟某一类权利有关。以下这个图表，就是霍菲尔德理论的大致面貌： 图表略 现在，重新考虑能否依赖于意向性行动或者意志行动取消相关义务这件事情在霍菲尔德理论中的位置。
[33]权利禁止的准确意思是：权利通过创设义务而施加的道德禁止。同时，由于霍菲尔德认为，主张（权）（claim）是最典型的权利，或者权利发挥实践功能的必备部分。
如果它是道德禁止，那么相反的举动并未因为权利的放弃，而获得道德上的允许。其二，无穷回溯的难题，可以透过修改霍菲尔德的相反命题[45]而克服。具体说来，在涉及权利的实践中，权利是做出对/错这样道德判断的根据。[24]当权利人拥有这种权利时，即使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该项权利，但是由于他并不拥有相应的权力，因此他的这个意志行动并不会导致义务消失，义务人并未因此从该项义务中被解放出来。以生命权为例，这个故事由以下几部分组成：第一，粗略来讲，伤害原则的意思是说，必然存在一个阻止对未表示同意者施加伤害的道德理由。不过，其一，即使道德错误是个事实，但是其他类型的事实并不能导致权利被剥夺，而只有此类事实才会产生这个效果，因此剥夺最多只是丧失的特殊情形。
按照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对应命题，[39]那么就意味着权利人之外的另一个人B，拥有与无能力对应的豁免（immunity）这种权利要素。[9] 正是因为，你对于那间屋子和那些食物拥有权利，所以我的进入和食用侵犯了你的权利。
[11]同前注[8]，Joel Feinberg文，第239页。我有权力(power)，我就没有无能力(disability)。
其中，权利的放弃最好识别：它既不是基于事实条件的成就，也不是基于道德错误，而是基于放弃权利为内容的意志行动。同理，C拥有无能力将会导致另一人D同时拥有豁免和无能力， D的无能力将会导致第五个人E同时拥有豁免和无能力，如此情形将不断后退出现在F 、 G……以致于N的身上。
[10] 这反向表明，权利所涉及的领域绝对不会出现如下情形：只存在纯粹的道德错误、而不同时存在针对权利人的道德错误。显然，我的意志跟火山喷发不相关，否则要么是我导致的火山喷发（有关），要么不是我、而是别人导致的火山喷发（无关）。[12]Jeremy Waldron, A Right to Do Wrong, in his Liberal Righ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63-87。进而言之，霍菲尔德的讨论本来就是建立在所有权利均可放弃的基础上对权利展开的分析，所以它在一开始就是否认不可放弃的权利的。
B一旦不再拥有无能力，那么按照霍菲尔德的相反命题，[40]B将拥有取消A的无能力的权力。具体论证，参见Wesley Newcomb Hohfeld,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Judicial Reasoning and Other Legal Essay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9。
如果我的赔偿只能来自于纯粹的道德错误，那么我在这种情形中将不负担赔偿的义务，这也意味着你并不拥有相应的权利，如果那间房子已经被废弃的话。[11]当然，由于权利是如此的重要，因此剥夺权利应当被视为权利人的严重损失、而不是一般性的损失，因此与它匹配的道德错误自然也应当是严重的，否则就会面对基于公平的挑战。
它的基本结构如下：如果承认存在不可放弃的权利，那么权利人A将同时拥有主张（权）（claim）与无能力（disability）。[3]为实现这个论证目标，讨论的顺序将如此展开：首先，由于不可放弃的权利本身就是不清楚的观念，所以我将用二、三、四节来讨论各种相关的权利现象，用以澄清不可放弃的权利的基本含义。
一旦是这种情形，那么B所拥有的的权力，将会导致A所拥有的无能力归于消灭。这说明，权利被附加上了无能力，其效果在于，使得其他人免于（immunity）权利人的单方意志改变，从而使得其他人始终受到这个权利的拘束和限制。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任务，它涉及高度抽象的概念辨析工作。认识到这一点，就会理解：为什么承认不可放弃的权利的人，只是主张部分权利具备这个性质，而不是主张所有权利都是不可放弃的。
[54]将尊严理解为尊荣/荣誉又会如何呢？由于尊荣/荣誉通常是一种作为地位的尊严（dignity as rank），[55]因此它通常与社会安排联系起来，并且只是针对占据特定地位的主体，因而有等级制的色彩，所以它能够区别于最为价值的尊严。相应的，利益理论这个选择理论的竞争对手，蕴含着另外两项主张：①X拥有权利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是，该项权利事实上保护了X的某种利益。
我有特权或自由(privilege or liberty)，我就没有义务(duty)。[31]同前注[8]， Joel Feinberg文，第246-251页。
三、不可放弃的权利可被剥夺吗？ 不可放弃的权利面临的另一个混淆在于：这种权利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失去吗？尤其是，这种权利是可被剥夺的吗？这需要结合权利的放弃，来讨论权利的丧失和权利的剥夺这两件事情。权利的丧失和剥夺之间的区别，表面上看是基于事实条件还是基于道德错误。